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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17年，云南洱海水质情况获得了广泛关注。“七大行动”、“环湖截污”还历历在目，2018年，“拯救洱海”仍在行动。“拯救洱海”在行动 多角度构筑长效保护网

　　来自洱海保护治理工作座谈会的消息显示，云南省环保厅厅长张纪华肯定了洱海保护治理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张纪华也指出，洱海水质持续稳定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蓝藻防控面临巨大压力，所以任务和工作仍很艰巨。

 　按照规划，大理州将从8个方面强化洱海保护：即“思想治湖”、“管理治湖”、“管理治湖”、“工程治湖”、“生态治湖”、“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精准治湖”。作为一个高原湖泊，作为一个风景名胜地，洱海近年来水质波动较为明显，保护和治理工作也面临着新的瓶颈。为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承担了“洱海低污染水处理与缓冲带构建关键技术及工程示范”课题。目前，洱海流域面临的瓶颈主要是两个：低污染水净化体系缺失以及缓冲带生态空间被持续挤占。因此，课题组研发了以调蓄经济植物湿地为核心的低污染水处理技术和湖泊缓冲带构建技术，后续实践和推广有望缓解洱海的入湖负荷压力，撑起环湖生态屏障。　除此之外，云南省省长阮成发曾明确表示，2018年6月底前，确保洱海周边“没有一滴污水直接入湖”。在15个片区“厂网一体”推进，监督检查全面查缺补漏，发动群众全民攻坚的背景下，实现这个目标相信不会太远。纵观洱海治理和保护工程，环湖截污是重中之重。2018年上半年，5个流域截污治污PPP重点项目将全面完工。整个项目完成后，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水都将被挡在洱海之外，并且逐步实现景观用水、农业灌溉等方式的中水回用。

2017年不是起点，2018年也不是终点。云南省对于洱海的治理和保护决心是坚定的，也是可持续的。大理州长杨健公开称，“洱海的治理是长期过程，必须久久为功，今后只会更加严格。”对于未来洱海治理，杨健也提出了建议。例如加大对洱海的补水力度；进行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全域旅游规划等。而且，洱海长期保护和治理还将在一代代宣传和教育中延续下去。

 自2012年新课程改革以来，云南省大理州教育局就在每年3月和9月举行洱海保护开学课活动，展开中小学开学教育。每年的主题不同，活动的形式不限，将保护洱海的理念代代相传。保护不止，行动不终。随着治理和保护行动的纵深挺进，我们也可以期待，洱海“一直美下去”。北京大气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意味着污染减排空间进一步收窄。随着污染主体已由大中型污染源向移动源、生活源转变，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难度加大。在新一轮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下，北京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入挺进。聚焦PM2.5污染问题 北京构建“大环保”工作格局3月29日，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方力表示，2017年北京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但大气污染源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污染主体已由大中型污染源向移动源、生活源转变，治理难度加大。从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分析，2017年气象条件整体有利，北风频率较高，利于污染物扩散。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每立方米58微克，优良天数为226天，同比增加28天，圆满完成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的任务。北京大气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意味着污染减排空间进一步收窄。

　　排放强度大，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的主因。加之整体区域环境容量有限，环境质量与国家标准要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方面，北京市拟依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从短期发展看来，京津冀区域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运输为主的交通结构不会根本改变，北京的环境治理依然任重道远。火电、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仍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根据生态环境部相关文件，“2+26”城市于3月1日起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2018年，北京市将继续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500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节能减排。

　随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和治理不断深入，大气污染源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对此，北京市将发布新一轮北京地区的PM2.5来源解析结果，同时推进大数据技术、传感器技术等在环境监测、评价以及固定源和移动源管理方面的应用，开展“生态环保大数据工程”系统建设。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并重，打造现代化的环保精细化管理体系。

由大中型污染源向移动源、生活源转变的污染主体，大多具有点多、量大、面广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将推进低排放区扩展到全市域，继续开展“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行动。

今年，北京市分区设定PM2.5浓度下降目标，各区的PM2.5浓度进一步细化、具体化。为改善城市环境，北京市继续推进全市拆违腾退土地留白增绿，加大森林、绿地、湿地的建设力度。紧抓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实施重点行业的提标改造，是污染排放总量削减的重要途径。依据《北京市蓝天保卫战2018年行动计划》，今年实施环保技改工程和污染源达标排放行动计划。2018年，北京市将继续聚焦PM2.5污染问题，以治理氨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为重点，更加注重法治、精治、共治，突出精细化管理，推进多种污染物协同减排。

以环保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在新一轮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下，北京市将通过管控高排放重型柴油车、研究制定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环保技改工程，继续压减燃煤，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构建“管发展、管生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大环保”工作格局。

4月初，生态环境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上“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被确立为未来3年要打的七大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位列其中，足见其紧迫性和重要性。

农村污染有那么严重吗？市场靠谱吗？ 

　　但是，由于农村大多远离中心地区，很多时候农村的状况不为人所知，有时甚至存在误解。这就导致许多人对农村污染不以为然。

　　农村污染有那么严重吗？

　　许多人有这个疑问，是因为对农村的认识完全停留在原始的农业文明状态，认为农村污染并不严重甚至并不存在。事实上，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生活状况和生产力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的不断提升，农药、化肥、农用薄膜等农业用品的大范围普及与应用，以及部分地区农牧业的发展，当下的农业农村污染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对农民的“米袋子”、“菜篮子”、“水口子”构成了严重威胁。

　　目前，农村生活生产产生的污染物除了生活垃圾、禽畜粪便，还包含农药、重金属、磷素、氮素等。有些污染源靠近海湾、水库、湖泊、河流，产生的危害更大。

　　许多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在对农村的规划上认识不足，忽略了对环保的考虑，忽视了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进而导致农村环境出现了管理机构匮乏、监管缺失、基础建设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处理污染物的方法都是直接排放、焚烧或者填埋。农村污染在这样的状态下日渐严重 

　　且大多数的乡镇政府难以承受建设及运行费用，而污然治理作为一项公益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足够的资金，措施上自然很难展开。另外，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且分散，各地地理、气候差异大，这又给污染的集中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目前，农村污染与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并列为环境污染的三大来源。

　　农村污染治理的难点、痛点在哪里？

　　一是体制建设不完善。如前所述，地方政府在各地的发展规划中没有给予农村污染以充分的考虑。许多地方在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上大多是面子工程，没有为农村的长久发展做过考虑。所以，在顶层设计上环境这一块就是严重缺失的，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政策、法规，更没有积累建立起可操作的办法。生态环境保护本身就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若考虑不到位必然会影响整体的发展，眼下的处境已然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资金问题。经费短缺一直是制约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难题。我国约有 60 万个建制村，其中很多村缺乏必要的环保设施，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由于没有科学的集资机制和渠道，单纯依靠财政预算，对于地方财政的困难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难度极大。

　　第三是技术路线问题。农村污水处理局面复杂，难以下手。就污水处理工艺的运行而言，设施规模越小越难以稳定运行。一个日处理只有几十吨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要实现稳定运行，对工艺是要有严格要求的。所以，与城镇污水处理相比，农村污水处理更依赖技术、更需要技术。

　　目前，国内常采用沼气池处理技术、土地处理系统、生物滤池、稳定塘处理技术等技术，但是这些工艺都比较 “娇贵”，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长期打理，稳定性和处理效果较差。探索高效率、低投入、低运行成本，适用于分散农村污水处理的技术仍是我国农村污水治理的重要方向。

　　第四是管理维护问题。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为了确保设备长期稳定运行，必要的维护经费不可缺少，而许多乡镇地区用于环保事业的资金缺少相应的保障制度。除少数地区将运行管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外，大部分地区仅有很少的补助经费，不能满足设施正常运行需要，出现设备“晒太阳”现象，降低了设施效益的发挥水平。

　　大中型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但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人员多以当地村民为主，缺乏环保相关知识以及设备操作管理的相关技能，仅能负责设备的日常看护工作，难以胜任专业水平的系统维护，导致污水处理效果波动以及出水水质不达标等问题。

　　第五是基础建设不到位。据统计分析，农村地区排水管网的建成速度要低于污水处理厂建成速度。所以，排水管网不足是导致目前污水处理厂出现“建而不用”现象，成为摆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村镇建立污水处理厂，所建立设施投资“厂管比”为 1:3左右，如果污水处理厂投资 500 万，那管网投资要达到 1500 万，如果管网没有资金支持，建立的“厂”或者“站”就会很难运转，这对村镇的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负担，这也是现在很多村镇地区存在污水处理设施“建而不用”现象的原因。

　　农村污染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首先要不断完善体制，地方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重视污染治理，逐渐形成一套有效措施。健全相关制度，如秸秆焚烧与利用、农膜污染防治、禽畜养殖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使得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有着全面完整的章法可循。农村生活垃圾、污水的防治应根据具体的区域特点，制定相适应的标准与规范，逐渐完善农村生活污染防治设置的运行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建立专项资金，从单纯靠财政性资金向多元投资、融资还贷、多方合作方式转变。

 　其次是探索高效率、低投入、低运行成本，适用于分散农村污染治理的技术。要科学合理地利用农村地区的天然净化功能，充分利用农村水田等的自净能力。对化粪池建设比较完善的村庄，可以增添污水净化设施，根据具体状况进行集中或分散处理。对于传统农业地区，则应在确保不污染饮用水源的前提下进行简单的垃圾集中填埋以及污水的汇集排放。

　　第三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强化农民环保意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农户的全面配合。

　　第四要科学合理施用化肥，推广生物肥、有机肥的使用。在禽畜养殖污染防治方面，提高防治技术的实用性，提高管理措施的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实现污染全面处理。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面，要选择安全、适用、经济的垃圾处置技术，例如，实行垃圾分类收集、有机垃圾堆肥、无机垃圾填埋等。

 　农村污染治理市场的发展前 

　　随着近年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建设投资额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从全国村庄建设投资额用途来看，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增速较快，2010年为1105亿元，占全部村庄建设投资额的19.41%；2016年村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为2120元，比重上升至25.48%。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村庄建设投资额及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

 　2018年1季度，各地共开标农村垃圾治理项目64个，开标项目首年服务金额5.17亿元，合同总金额55.86亿元。 2017年1季度，各地共开标农村垃圾治理项目32个，开标项目首年服务金额2.36亿，合同总金额为26.11亿。 

　　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如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在“十三五”期间“推进13万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建设污水垃圾收集处理利用设施，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2017年2月，环保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也提出，到2020年新增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13万个，累计达到全国建制村总数的1/3以上的规划目标，重点整治领域包括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等领域。

 　2018年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设计。乡村成为了环保领域的新蓝海。

　　各项政策的发布，为我国当前的农村污染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当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正处在上升期。

自然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究竟有多少呢？4月18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之“生态系统固碳”项目群系列研究成果以专辑形式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为这一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数据和事实论证的依据。

摸清碳收支家底 陆地生态系统扮演重要碳汇角色

　　国际社会公认，当前气候变化主要是由CO2浓度升高造成的。2016年11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正式生效。其中明确要求世界各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升温速率。

　　在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下，如何提高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固碳能力，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除过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自然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究竟有多少呢？这依然缺乏数据和事实论证的依据。为此，2011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碳专项”，发起了世界范围内最大野外调查计划。

　“冬病夏治”已经成为污染治理的一种新常态，尽管即将入夏，冬季取暖的清洁化工作依旧没有放松。尤其是，农村清洁供暖进程须提速，以期在重污染天气多发季度更大程度削减污染源。

　　一直以来，农村供暖的污染物排放问题就颇受关注。传统散煤燃烧、柴薪燃烧、木炭燃烧等取暖方式都是秋冬季节不可忽视的污染物排放源头，“贡献”了大量PM2.5以及含碳、含硫废气。

硫酸亚铁含铁19—20％，含硫11.5％，是一种良好的铁肥。喜酸性植物，经常使用可防治黄化病的发生。铁元素是形成植物叶绿素所必须的，缺铁时，叶绿素的形成受阻使植物发生缺绿症，叶片变成淡黄色。 硫酸亚铁的水溶液，可直接提供植物可吸收利用的铁，并能够降低土壤的碱性。施用硫酸亚铁，一般来说如果用0.2％—0.5％的溶液直接浇灌盆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浇人土中的可溶性铁，会很快地被固定成不溶性的含铁化合物而失效，因此，为避免铁元素的损耗，可采用0.2—0.3％的硫酸亚铁溶液对植物进行叶面喷施。由于铁元素在植物体中的移动性很小，因此应连续向叶面喷施3～5次，使全部叶片均能接触到铁溶液，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因此，正确施用硫酸亚铁应该是采取0.2～0.3％的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硫酸亚铁易溶于水，应该随配随用，不能久存，防止其氧化而失效，同时，也应正确掌握其使用浓度，如果浓度过大，对植物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种污染环境，并且大多不足以保证室温舒适度的取暖方式正是“清洁取暖”所要改变的对象，以优化农村环境为宗旨，全面改善秋冬雾霾形势。实际上，农村清洁取暖能够选择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只是推广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研究显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烧散煤的不在少数，与城镇不同，农村清洁取暖推广情况更复杂一些。例如，洁净煤球推广，质量参差不齐，用户使用性不高；洁净煤炉推广，仍须搭配洁净煤球使用，限制性强；“煤改电”、“煤改气”价格偏高，推广受成本制约等。

　　经济性、现实性、习惯性、适用性等都是农村清洁取暖工作需要多角度考虑的问题，全面衡量，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还须细细摸索，真知实干。也就是业界常会提到的，“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惯”。

　　有鉴于此，“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的原则被多次提及。面对农村清洁取暖这项复杂且系统化的工程，是能够发展地热能取暖，还是进行建筑保温节能改造，或者更适合生物能供暖，都应充分考虑各方诉求，科学统筹，做好选择题。

　　当然，“因地制宜”表象下的另一面也意味着，要促进农村清洁供暖方式的多元化。优化电、热、燃气构成的能源系统是其一，发展清洁能源多样化供暖是其二。就热电转换技术而言，目前我国的热电联产、地源热泵、生物质、空气源热泵等都较为成熟。

　　如果说能源变革下的农村清洁取暖，还可以从能源利用上着手，追求节能、供暖、清洁的一步到位。“太阳能光热+壁挂炉”、“太阳能光热+空气源热泵”、“建筑节能改造+清洁取暖”、“生物质能+炉具”、“醇基燃料+清洁煤”等，组合越多代表适用范围越广。

　　业内专家也同时指出，目前来看，农村清洁取暖对于炉具的接受度普遍较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或可由此找到突破口。大量实践也证明，在尚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地区，清洁炉具和清洁煤组合的推广是更具现实意义和经济效益的。

　　总的来说，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前期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并非难以为继。我国清洁取暖的方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灵活，总有一款能够切中要害。

越来越多的河长齐抓共管水环境，京华大地上的河流湖泊，正越来越清澈。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建成区57条黑臭河流已全部还清。而在2018年，北京还将对各级河长加强巡查督导，促进其履职。

　　北京黑臭水体治理再上新台阶 逾80段水体换新 

　　岁末年初，黑臭水体治理完成情况牵动人心，特别是对很多城市来说，如期摘帽成为年终期盼。《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强化源头控制，科学治理，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来自北京市水务局日前公开消息称，2018年北京将完成84条段非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经过两年的截污、清淤和生态修复，全市建成区57条段黑臭水体近日全部摘掉了黑臭的“帽子”，不少困扰市民多年的臭水沟变得清澈。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把黑臭水体整治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抓手，两年来通过铺设污水收集临时或永久管线、建设临时污水处理厂站或导入现有污水处理厂、清淤、生态修复等措施，2017年，北京完成了建成区57条段黑臭水体治理任务。期间，北京还沿河建设截污管线超过580公里，建成污水处理厂站12座。

　　黑臭问题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核心在管网。北京市加大对黑臭水体整治相关工程建设和运行的资金支持，大幅提高管线建设投资比例。与此同时，建立“先干后补、以奖代补”的全额奖励补贴机制以及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经费保障机制。自2015年至今，北京市各区缴纳补偿金额超过30亿元，充分发挥补偿金使用效益，持续推进水环境系统和综合治理。完善再生水厂、排水管网、泵站一体化调度方案，让每个设施发挥作用，实现系统化运营，确保出厂水质达到四类水体标准。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拨付各区黑臭水体清淤资金超过10亿元，配套管线建设资金接近28.94亿元，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经费补贴逾6.87亿元。此外，放开市场、吸引投资，按照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原则，北京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黑臭水体整治和水环境治理，采取PPP等方式公开招标确定特许经营主体，近两年累计吸引社会资本近200亿元，解决了治水资金瓶颈。

　　而河长制的全面推开，更为京城的黑臭水体治理上了“双保险”。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建成区57条已还清的河流沟渠，目前已全部纳入各级河长的重点管理范围，实现长效管控。除了首次明确河道治理“党政同责”，“河长”工作任务也由原来仅负责河湖周边环境扩大到整个流域内的污水治理，并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北京还将在全面推行河长制基础上建立健全“湖长”体系、探索建立“河长+警长+检长”工作模式。

　　全市的努力换来了北京市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与2015年底黑臭水体普查结果相比，全市建成区57条(段)水质均呈明显好转。水体是否黑臭，主要看透明度、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和氨氮4项指标。通俗地说，就是以市民对水环境的感官体验作为评价标准。根据北京市水务局显示，整治效果评估公众满意度均在90%以上，达到“初见成效”标准，完成了国家考核要求，不少困扰市民多年的臭水沟变得清澈。